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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中新网兰州9月29日电 (季桂珍 李飞腾 赵静宜)9月下旬以来，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青香蒲高原水稻钻研基地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荡，水下肥沃的河蟹时时吐出气泡，一幅“稻护蟹、蟹肥稻”的生态图景徐徐展开。这是外地探索“盐碱地改良+稻蟹共生”形式，让往日闲置盐碱地抖擞复活机的活泼写照。9月下旬，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稻田。李飞腾 摄 该种养基地曾受土壤盐碱化困扰，大片地皮因含盐量高、肥力不足难以耕种。为破解这一困难，返乡守业青年张彤结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甘肃农业年夜学、甘肃省农科院、兰州市农研中心、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核心等多家科研单元在青城镇打造黄河流域盐碱地高效利用实行基地，聚焦两年夜中心营业：筛选适配黄河道域的耐盐碱、高产优良水稻种类，研发与之配套的无公害绿色种植技能。 经过7年的研究探究，当地引入“盐碱地改善+稻蟹共生”技能，通过挖渠排碱、增施有机肥等办法降低土壤盐碱度，同时引黄河水浇灌中以及盐度，为水稻成长与河蟹养殖营建了患上当情况。 在此根抵上，榆中还创新构建“水稻+河蟹”平面种养形式形成良性循环——水稻为河蟹提供遮阴与栖息空间，河蟹排泄物则成为自然肥料滋养稻田，形成“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以渔治碱”的生态循环体系。这一模式不只改善了稻田生态环境，提拔了水稻品质，更在稻蟹互利共生中，推动盐碱土壤逐渐改进。图为榆中县农技职员丈量数据，掌握水稻成长动态与产量后劲。季桂珍 摄 “盐碱地种稻养蟹，关键要过‘水盐调控’和‘品种适配’两道关。”榆中县农业技能推行核心高档农艺师魏家亮的话，点出了技巧核心。正在基地田埂上，农技专家们正忙碌着丈量水稻的籽粒质量、植株高度及穗长，既为控制水稻成长动态与产量后劲供应数据撑持，也为考证稻蟹共生生态零碎的动摇性筑牢基础。 相较于浅显农田，黄河流域盐碱地因盐分高、保水才能差，对稻蟹共生技术提出了更高请求。“从稻田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开始，技术指点就贯穿一直。”基地卖力人张彤坦言，农技人员的“贴身教导”，是保障种养胜利、实现丰收的要害地点。 眼下，青喷鼻蒲高原水稻研究基地已经浸在丰收的氛围里，水稻即将开镰、稻田蟹同步丰产的喜悦劈面而来。田垄间，连片的稻穗褪去青绿，裹上沉甸甸的金黄。青褐色的稻田蟹时时挥动着粗壮的螯足在稻根间穿梭。 据张彤介绍，现在基地稻蟹共生种养面积已经达300余亩，功效显著。经由过程引进国表里优良耐盐碱水稻种类，并配套全程机器化插秧技术，育秧胜利率从70%晋升至85%，亩均减产47.8公斤，同时浮夸本钱80%。更值患上关注的是，得益于稻蟹共养的生态模式，田间杜绝化肥农药运用，实现生态种养，每亩可产河蟹200斤、有机年夜米1300斤，预估亩均经济效益可达1.5万元。图为榆中县农技职员现场引导。季桂珍 摄 站在即将丰收的稻田边，张彤对于未来满盈期待：“当初带着对故里的留恋回到青城，我看到的不是地皮的贫瘠，而是储藏的后劲。”下一步，该基地将充散施展树模带动作用，一方面经过“基地+农户”模式，吸纳周边庄家参与种植、加工关键，提供技巧培训与定单保障，助力庄家增收；另一方面整合产业资源，买通高低游信息壁垒，推动2000亩核心区从繁多种植基地，升级为集“引种培养-标准种植-广博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农业家当示范园，让黄河道域的生态富民之路越走越宽阔。(完)--> 【编纂:刘阳禾】
历史证据，慢慢，中新社香港10月1日电 核心驻港机构10月1日上午举办升国旗仪式，庆贺中华群众共以及国建立76周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当局驻喷鼻港希奇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举办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群众共和国建立76周年。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 上午7时，中央群众当局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地方政府驻港联络办”)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政府驻港联系办主任周霁，副主任刘光源、罗永纲、尹宗华、祁斌和秘书长王松苗，以及...
中新社北京9月27日电 题：中国为何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作者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9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 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提出的又一重大全球倡议，不仅回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迫切需求，也为国际社会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与方案。2025年8月31日，一名工作人员从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主会场外的标识旁经过。中新社记者 佟郁 摄 为何此时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世界怎么了？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安全、治理、信任领域的赤字，以及技术、数字、智能领域的“三大鸿沟”，困扰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危机、人工智能风险……全球性风险挑战不断，新老问题交织，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赤字，也给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指出，现行国际机制存在三大短板：一是全球南方代表性严重不足；二是权威性遭到侵蚀；三是有效性亟待提升。 就代表性而言，当前占世界人口八成以上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缺乏代表性。作为最具普遍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成立时仅有51个成员国，今天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当时还未摆脱殖民统治或获得独立。随着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作用日益突出，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问题也随之产生。 就权威性而言，全球性问题是超越单一国家边界、需国际协作解决的复杂挑战，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当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遵守，个别大国甚至“退群毁约”“撤资断供”，阻挠安理会决议通过，个别国家对全球发起对等关税，极大冲击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致使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就有效性而言，联合国7月发布报告指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近一半目标进展缓慢，其中18%的目标甚至出现倒退。同时，在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空等新疆域，治理体制机制仍未建立健全，存在治理缺位问题，均制约着全球治理效能。 全球治理关系每个国家的切身利益，需要各国进一步团结协作。随着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与完善。2025年7月26日，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图为与会嘉宾在会前交流。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如何理解全球治理倡议？ 汉字中，“治理”蕴含着中华文明对“秩序”的独特理解。《说文解字》有言：“治，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从水台声。”又曰：“理，治玉也。从玉里声。”“治”字重动态平衡，强调疏导、调控；“理”字重遵循规律，强调依据、法则。两字结合，构成中国式治理的核心逻辑——顺道而为。这一理念强调在制度设计中尊重规律，在政策执行中注重平衡，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全球治理亦如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大国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方文明古国，多重身份的优势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能发挥好倡导者、协调者、推动者作用，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 近年来，从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到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金砖+”“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模式，中国着眼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提出了广受欢迎的理念倡议。 此次最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基石。其中，支持主权平等、以人为本，呼应了发展中国家提升代表性的诉求；强调遵守国际法治，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维护了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权威性；注重行动导向，确保全球治理体系与时俱进，展现了应对时代挑战的有效性。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只为了自身权益，更为改变当前“有治无理”“有理无治”的局面。所谓“有治无理”，就是发达国家把持，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有理无治”，就是发展中国家有理念，但影响力不够。 全球治理倡议释放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积极信号：真正的全球治理，不是某个或部分国家治理世界，而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占世界人口八成以上的全球南方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对全球性挑战的集体行动，实现“有治有理”。2025年9月1日，天津，外国记者在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新闻中心进行直播。中新社记者 佟郁 摄 四大全球倡议有何关联？ 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其中，全球发展倡议聚焦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全球安全倡议着眼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治理倡议则锚定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原则和路径。 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者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发展是破解全球性问题的“总钥匙”，没有普惠包容的发展，安全就失去了根基；安全是守护发展成果的“防护墙”，没有共同安全，发展就难以持续；文明是凝聚共识的“黏合剂”，没有交流互鉴，发展与安全就缺少了合力；治理是规范秩序的“校准仪”，没有公平合理的治理，前三者就失去了保障。 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并行不悖，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如同构成大厦的四根支柱，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依托。当地时间2023年4月19日，“全球发展倡议新进展 可持续发展议程新行动”主题展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图为与会嘉宾取阅国合署发布的新报告——《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北宋时期，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激励着中国历代仁人志士。今天，这四句话也成为中国倡导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不久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呼吁“人类生活在同一星球，应当同舟共济、和睦相处，决不能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从侧面表明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立场。 回望80年前联合国成立时的初心，《联合国宪章》之中“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誓言犹在耳畔。审视当下，单边主义回潮、地缘冲突加剧、发展鸿沟扩大，无不在侵蚀全球治理的根基。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与对时代责任的主动担当。当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四大全球倡议的合作中，全球治理体系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完) 作者简介：王义桅。作者供图 王义桅，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出版Comparative Studies on China’s and EU’s Multilateralism: From Diplomatic Practice to Diplomatic Philosophy、《胸怀天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等专著33部、《大国政治的悲剧》等译著3部，主编《中国北约研究丛书》《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在中外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 【编辑:刘阳禾】
作者：郑玉 魏坚 【考古中国】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国际大都会——元上都。 元上都遗址，位于正蓝旗上都镇东北20公里处，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在元朝建立前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开平是治理汉地的政治中心。元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下诏改开平府为上都，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元上都”。作为元代“两都巡幸制”中的草原都城，元上都在都城选址、城市布局和设施配置方面，充分体现了蒙汉杂糅、包容开放的建筑特点。--> 为了深入发掘元上都的文化内涵，2025年国家文物局又一次启动了对元上都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发掘。 1.元上都的建筑布局 公元1275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宫舍内皆涂金，绘有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元上都建筑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宋代以来《营造法式》中对都城的建筑要求，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 元上都的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与皇城呈“回”字形。宫城为长方形，南北长605米，东西宽542米，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四角建有角楼。皇城呈方形，每边长1400余米，墙体两侧用石块包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和登城的踏道。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北两面，由皇城的东、南两墙延伸修筑而成，平面呈方形，周长8800余米。 元上都的宫城北墙正中，建有高大的双阙式建筑，故无北门。元代诗人就有“东华西华南御天，三门相望凤池连”的描述。宫城御天门外，有两排建筑基址，很可能是文武百官上朝或候旨时的停留之所，元人有“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的咏叹。宫城内有40余处宫殿基址，除通向三门的丁字街外，街道布局都不太规整。这是因为，元上都虽然有一条从皇城明德门向北到宫城北墙穆清阁的中轴线，但是宫城内的建筑并不是依这条中轴线前后呼应、左右对称，而是每群建筑各有围墙，随地势和湖泊沼泽自成体系，错落分布，体现了一种离宫别馆式的建筑特点。 元上都作为元朝的重要都城，其军事防御体系十分完备。在皇城的墙体外侧，用石块筑有凸出于墙体的24个梯形马面，外城墙外四周挖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并筑有石堤护坡，以防坍塌。城外四周的山头上，一般都建有预警的烽火台。 元上都现存有13门，其中宫城3门，不设瓮城；皇城6门，外城4门，城门外均建有方形或马蹄形瓮城。外城北部和西部之间有一道土筑的隔墙，其中北部有一大型院落遗迹，这也许就是当年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禽异兽，以供宫廷观赏游玩的皇家园林所在地，即文献所指的御园或北苑。 同时，元上都的建筑也保留了诸多蒙古文化特点，如蒙古文化传统习俗中，每年夏季祭天、祭祖之后要在“失剌斡耳朵”，即棕毛殿举行“祚马宴”。位于外城西部、靠近皇城西门外北侧的圆形建筑基址，应该就是元代诗人曾经提到的棕毛殿。马可·波罗描绘它是用竹子作梁架，以金漆缠龙绕柱，劈竹涂金作瓦，殿内壁画花草百鸟，外用彩绳牵拉固定，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同时进餐。当时在上都举行的各种宴会中，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祚马宴”，就在棕毛殿举行。每逢宴会，王公贵族、宿卫大臣均要穿皇帝亲赐的“质孙服”赴宴；质孙服就是衣冠颜色完全一样的服饰，因而“祚马宴”也称作“质孙宴”。宴会要举办三天，每天换一套服饰，可见当时上都的繁华景象。 元上都的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环绕宫城而建。结合历史记载和考古调查，位于皇城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两大佛寺应为忽必烈所建。东北角的佛寺为大龙光华严寺，建筑规模宏大，分东、中、西三院。西北角的是藏传佛教寺院乾元寺，分前后两院，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式建筑。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的上都孔子庙，位于皇城东南角，有前后两殿，外有围墙，庙西还建有房舍，接待学习儒教的国子生，表明了元朝对孔子的尊崇。此外，皇城内东西两端还分别建有老子道观和回回寺。元上都儒、释、道等各类宗教建筑的存在，体现了元代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和在思想文化上的包容性。 上都城的宫殿，多见于史载。其中，大安阁是蒙古军于公元1266年攻陷南宋汴京时，拆熙春阁迁至上都所建，史载其“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广四十六步有奇”。元人有“大安御阁势苕亭，华阙中天壮上京”的诗句，描绘了大安阁高耸入云的宏伟气势。元朝的11位皇帝中，有6位是在上都的大安阁举行登基仪式的。在三门相对的宫城中心，我们发掘出了大安阁旧址，从出土的浮雕汉白玉龙纹角柱和阿拉伯文石刻上，可以感受到当时飞檐高耸的壮观景象，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2.元上都的社会生活 元上都四面城门外的关厢范围广大，每个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考古调查，关厢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这几类遗存在每关的分布情况又各有侧重，从而形成了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点的分布规律。元代诗人曾有“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和“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闲挂暮檐低”，“滦河美酒斗十斤，下马饮者不计钱”的诗句，生动反映了元上都城关的生活情景。 据调查，作为元上都的主要商业区，西关街道交错，建筑遗迹比较密集，显示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东关外除留有大片的空地外，在有些建筑规格较高的大型院落内，南部往往显得空旷，应留有搭建蒙古包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东关地近皇城，故成为王公贵族、元朝官员等朝觐者的聚居地。南关的主要遗迹多位于明德门御道两侧：在南关明德门外御道西侧发掘的客栈遗址，为成排的石基础房屋，房屋内均砌有一至两铺火炕，居住面上有大量塌落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建筑布局整齐划一；紧靠客栈遗址的东侧，曾出土过较多的大型酒缸和饮酒器具，明显属于酒肆遗址。在北关外，发现了建筑规模较大的两处并列的驻军院落遗址，东侧院落的后院为整齐排列的上百间住房，前院则纵向分为指挥和仓储区两个独立的院落。 在元上都北门外西北方向的龙岗下，有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设计修筑的一道拦洪大坝，名为铁幡竿渠。此渠由龙岗东侧山岗西至上都城西北方的哈登台敖包山下，南折沿城西关外至闪电河，全长约7公里。这是一项十分宏伟的排水工程，在元上都的历史上曾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哈登台敖包之上仍留有当年的铁幡竿石基座。 3.元上都的葬俗祭祀 元上都城区周围调查和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处城郊以砧子山和卧牛石墓地为代表的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以城郊和远离城区的草原深处墓葬为代表的普通蒙古人墓葬。 汉人墓地仅见于元上都城区周围，如砧子山、卧牛石墓地，其葬俗体现了典型的中原文化色彩。居住在城外关厢的汉人，主要是宫廷的劳役，或在官府当差；还有一部分汉人应当是在上都城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开平修筑之初，城区周围就聚集了大量的工匠和劳役。随着元朝两都制的确立，上都城城垣、宫殿、寺庙和周围离宫别馆的增建和维修，成了这座草原都城的重要事项，而居住在上都城区周围的汉族居民，就是劳动力来源之一。 蒙古人的墓葬有浓重的游牧射猎文化色彩，表明其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业的。其中，位于城区周围的一棵树、羊群庙墓地的埋葬规格和随葬品，要略高于远离城区的三面井等几处墓地，似乎说明当时上都城区周边牧民的生活水平，要略高于周围地区。 羊群庙祭祀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是元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遗址由椭圆形石筑围墙、方形阶梯状祭台、汉白玉石雕像及亭阁式附属性建筑组成，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的祖先崇拜思想。羊群庙的石雕像，属于蒙古民族偶像崇拜，应源于蒙古高原历史悠久的“鹿石文化”。其右手握杯于胸前的形态，与公元6至9世纪突厥人的石雕像有着密切的渊源，是蒙古民族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偶像崇拜与突厥人“石刻文化”融合碰撞的产物。依据文献资料分析，羊群庙奎树沟一带发掘的4处大型祭祀遗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元上都作为元朝的夏都，是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在总体布局上，反映出多元开放、草原气息浓厚的个性，既吸收了中原城市布局的传统模式，又明显体现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色。此外，分布在皇城内不同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及御花园，相映成趣，构成了上都建筑的特色，也彰显了上都作为“世界大都会”中西文化交汇的特征。 上都城在元末的战火中毁灭了，而它的遗址则一直保存下来，上都的名字也长久地在草原上流传，还留在了马可·波罗及许多西方人的记述中。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曾说“这是一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保护、发掘和研究这座曾经是世界大都会的遗址，是我们永恒的使命。 (作者：郑玉、魏坚，分别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和边疆考古研究院特聘教授) 【编辑:于晓艳】